吴桥命理学出现的历史条件
以命运的求索为主,结合其他资料,分享读书的心得与体会。
第一期第二次分享。
历史条件一:个体主体性意识。
个体主体性意识可理解为人活着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作为其他人或神的附庸而活,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自主的,可以给自己做一些决策。没有其他的人或神命令你做什么时人会面临一些问题,下一步该怎么走?走哪条路是对的?走的路不同而造成的结果不同还不至于让人有命运的思考,毕竟可以把原因归咎为选择错误,但现实会出现和别人迈着同步、走着同路而结果迥异的情况,再找不到其他的不同变量,人们产生一种想法“有一种尚不可知的东西每个人都不同”可以说是相对理性的思考。
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决定了古代的统治者必须向基本生产单位家庭放权,家庭独立生产、自负盈亏的制度设计倒逼着家庭具有家庭主体性意识,否则会被激烈的社会竞争所淘汰。多数家庭是普通家庭,同性别成员之间的地位相差不大(尽管古时的一些思想家不论实际条件倡导家内等级),没有实权领头羊的普通家庭的家庭主体性意识的源头可以大概被成员均分,这样每个家庭成员的个体主体性意识能够得到相对充分的表达(个人认为只有在家庭成员的事业各自独立不干涉的情况下个体主体意识才能充分表达)。
历史条件二:可以模式化的社会环境。
如果用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去研究、看待命理,则命理研究的领域里没有“英雄主义”,每一项广泛可用的技法都是集体的智慧与心血的结晶。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使得政治、经济、文化在较大的区域范围内保持了高度类似,在漫长的岁月里变化也不大,技法成立的前提条件“可模式化的社会背景”长期广泛稳定为命理学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一地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在其它地区可实现较高的“兼容”,前期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在后期打“补丁”后效果更佳,这激励了先师的研究和集成、方便了后学的验旧和继承,让命理成果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家国同构是可模式化的社会背景一重要部分。家国同构可以理解为家庭与朝廷有类似的组织结构,家里有长幼、朝里有君臣,家里要孝亲、朝里要忠君,父为家君、君为朝父。依照这种组织结构构建了古代的贵贱尊卑秩序,每个人都在社会等级网、人情关系网中有自己固定的位置。稳定的秩序、同构关系为对命理研究对象的观察和描写提供了坐标系统,秩序是坐标轴、位置是点,同构则是用一个坐标轴表述两个内容。
历史条件三:世俗化的价值取向
儒家是古代封建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者,其在价值取向上轻视世俗功利,不过其主要影响群体是社会上层的精英,广大的社会下层为讨生活则更多的趋向世俗功利。尤其到了唐代,安史之乱给帝国带来的空前危机让统治者不得不对商业行为更加容忍,促进了城市的扩张,大量的城市人口催生出日常生活与商业行为息息相关的市民群体,其文化功底与精英相比不足,但社会见识又远胜农匠。市民群体与之前就存在的落魄的精英、读过书的贫民一样,具有更加强烈的世俗倾向。世俗的市井文化让命理学从精英群体的娱乐走向市民群体的生活,这样以算命为营生的命理师可以大量存在,使得命理研究队伍扩容、研究对象扩大。
宗教弥漫或被宗教实际控制的国家里,多数人所接受的是向往彼岸世界的宗教价值观,强调人生时的“因”和生后的“果”,人的注意力集中到了生后的“果”上,而生时的作为则为“因”服务,阻碍了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得益于不算好也不算差的自然条件孕育的农业文明带来的经验主义文化,秦汉以来本土和外来宗教虽时有兴起,但基本没有大范围长期地陷入宗教迷盛,大多数人骨子里不信宗教,一段时间里行为上的信只是为自己所追求的“财”“官”加一份希望而已,一旦生活转机便将对宗教的虔诚抛到脑后,继续用世俗经验主义去追求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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